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，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，鼓勵承包經營權流轉，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。

近年來各地探索農業規模經營，取得寶貴經驗和明顯成效。但少數地方因指導思想上的偏差，在推進規模經營中出現一些問題。主要源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認識誤區：一是認為家庭經營不適合規模農業、現代農業，貿然以企業化模式代替家庭經營。二是認為土地集中越大越好，有了規模就一定會有效益，沒有把握好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生產率的平衡。三是認為規模經營就是土地大集中，忽視了規模經營的其他實現路徑。必須加以厘清。

規模經營不是要否定家庭經營

三中全會指出，“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”。

的改革開放始于農村，而標志性的事件是安徽鳳陽小崗村“大包干”（家庭聯產承包經營）。

在農業轉型的新時期，過度分散的小農經濟暴露出一些與現代化農業不相適應的方面，因而出現否定小崗家庭經營模式的思潮。一些地方、一些主體，在實施農業規模經營時，把家庭經營制度作為落后的東西加以改變。

有的種田大戶，租種了上萬畝的耕地，成立若干個生產隊，雇請上百人的生產能手來管理，類似于大集體生產模式。一些工商資本下鄉，興辦農業基地，習慣性拋棄家庭承包經營，采取企業化經營模式，雇請若干經理、田管員來種田，按月發工資。

大集體模式種田，早已被證明缺乏效率。相關龍頭企業在實踐中也很快發現，用管“車間”的辦法管“田野”行不通。農業不同工業，勞動監管太難，工作效率和質量難以量化考核。

我國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，分戶聯產承包經營是有績效的農業生產制度安排。看發達國家，從歐美到日韓，農業仍以家庭經營為主。這說明，家庭是農業經營有效主體。家庭經營既能適應傳統農業，也能適應現代農業。

所以，我們今天所提倡的規模經營，是在堅持家庭主體地位基礎上的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還首次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。三中全會也提到了家庭農場。家庭農場，其實質還是家庭經營，是升級版家庭經營。

解決小農經營存在的問題，不是要取消家庭經營，而是要通過土地流轉，適度擴大家庭承包經營規模，以及發展社會化服務組織，解決一家一戶解決不了或解決起來不經濟的問題。資本下鄉應把重點放在社會化服務上，發揮“統”的作用，公司+農戶，為家庭經營搞產前、產中、產后服務。

規模經營不是越大越好

規模帶來規模效益，但并不是規模越大越好，實踐證明，土地經營規模超過一定限度，反而會帶來效益下降。

筆者在大冶、陽新走訪種糧大戶，他們的體會是，在當前情況上，一個家庭兩個勞動力，種田規模200畝至300畝為。這種規模能做到精耕細作，提高產量；另一方面可以減少雇傭勞力，降低成本，出現極端天氣時，也便于搶收搶種。種田要想獲得高產，不能完全依靠機械，還要人、機結合，精細化管理。如果種田規模太大，就得依靠雇工。現在請工成本高，并且農業生產勞動效果難以檢測，當農業生產以自家勞力為主轉為以雇工為主之后，單位土地的產量和收益就會下降。

有人會反證說，美國的家庭農場種幾萬畝地都有效益。須知他們土地成本低，種地有高額補貼，土地粗放經營仍能賺到錢。他們農業生產完全依靠機械，廣種薄收，只講勞動生產效率，不追求土地產出率。而當前湖北農村土地流轉年租金一般在每畝400元以上，如果種植利潤低了，就會出現虧損。

強調土地規模經營的適度，還因為特殊的國情。人多地少是的基本國情，我們不能簡單效仿美國的大規模土地集中經營模式。不能因為一哄而上的土地集中，造成農村人口的流民化。

規模經營不是單一的土地集中

三中全會指出，“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”，這不是無的放矢。

不能把農業規模經營，簡單地、狹義地理解為土地集中式的規模經營。要知道，農業規模經營有多種實現途徑。農業集約化生產、社會化服務和產業化經營，也是規模經營。

服務帶動型規模經營。目前很多農村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在非農行業就業，但他們又舍不得放棄家里的土地，于是產生委托種田新模式。農戶把全程或部分的農業生產環節，委托給合作社、大戶管理。或者農戶只種一季，把冬閑田季節性地流轉給合作社、大戶經營。這種委托模式，較好解決了分散承包與集約經營的矛盾，實質是一種社會化服務的統分結合的新型規模經營。

產業聯結型規模經營。龍頭企業建基地帶農戶的產業化經營，也是一種重要的規模經營形式。在一定區域范圍內，通過“龍頭企業+合作社+基地+農戶”模式，形成產業一條龍，企業、合作社與農戶之間既分工又協作，利益聯結在一起。這種“貿、工、農”一體化的產業聯結，提高了分散家庭經營的外部規模化水平。龍頭通過訂單農業，聯結千家萬戶，促進了產業的規模化發展。

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應結合各地發展階段、資源稟賦和農民意愿，因地制宜選擇適當的規模經營路徑。